本報記者 王珍 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的對外經貿戰略面臨調整和轉型。如何在“後危機時代”更好地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以及產業和貿易結構升級?日前,在上海對外貿易學院舉行了第九屆國際貿易學科協作組會議暨2010年中國對外貿易發展論壇,來自全國以及海外的數百位專家學者就上述問題進行了深入研討。
上海對外貿易學院王新奎教授認為,危機帶來的影響遠沒有結束,調整也將持續一段時間。調整既包括全球經濟貿易結構的調整,也包括各國為應對金融危機所采取的短期刺激措施所帶來的調整。廈門大學黃建忠教授認為,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統一性在全球化下演繹成兩類危機,即從階段性變成同步性、從繼發性演變為互動強化性。實體經濟的產能過剩和虛擬經濟的需求過旺都會成為引發危機的誘因。
商務部國際貿易與經濟合作研究院霍建國研究員認為,我國對外貿易在金融危機後已經恢復至正常發展態勢,但由於勞動力成本上升、歐美經濟持續不景氣、人民幣升值等因素,明年的出口形勢會更加嚴峻。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優化對外貿易結構,提高利用外資水平,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對此,霍建國指出,全會著重強調開放理念建立在互利共贏的基礎之上,而不再使用“利用外資”等提法,這表明我國引入外資的理念有所調整,即除了吸引外國投資外,還將通過對外投資積極“走出去”,參與世界經濟的治理。
南開大學盛斌教授認為,金融危機所暴露出的長期國際經濟結構失衡及寬松貨幣政策導致的流動性過剩問題仍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全球經濟的再平衡需要在多邊框架下,實施一攬子相互協調與支撐的政策組合。對於中國而言,實施經濟再平衡“國際方案”的思路如下:世界經濟再平衡需要優先和充分考慮國內目標,並靈活掌握時機;順差方與逆差方均應做出“對等”的切實調整;全球經濟的再平衡不等於中美經濟的再平衡,還需要其他國家的參與,特別是日本與其他東亞國家。
對於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海對外貿易學院朱鐘棣教授指出,當前中國匯率形成機製中的缺陷是管理有余而浮動不足,但在減少匯率幹預的同時也需要審時度勢、循序漸進。武漢大學陳繼勇教授認為,世界經濟失衡在一段時間內會持續存在,通過要求人民幣升值讓中國單方面承擔世界經濟失衡的調整成本是不公平的,也無法從源頭改善世界經濟失衡現狀。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金融研究所所長盧萬青認為,我國貿易順差並不是由匯率貶值引起的,因為從1994年以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總體上處於一種上升趨勢。因此,相對匯率手段而言,非匯率手段才應當是我國調節外貿順差的主要手段,具體包括調節收入分配的結構、調整消費與投資之間的結構、轉變外貿增長方式優化我國外貿結構等。
上海對外貿易學院王新奎教授認為,危機帶來的影響遠沒有結束,調整也將持續一段時間。調整既包括全球經濟貿易結構的調整,也包括各國為應對金融危機所采取的短期刺激措施所帶來的調整。廈門大學黃建忠教授認為,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統一性在全球化下演繹成兩類危機,即從階段性變成同步性、從繼發性演變為互動強化性。實體經濟的產能過剩和虛擬經濟的需求過旺都會成為引發危機的誘因。
商務部國際貿易與經濟合作研究院霍建國研究員認為,我國對外貿易在金融危機後已經恢復至正常發展態勢,但由於勞動力成本上升、歐美經濟持續不景氣、人民幣升值等因素,明年的出口形勢會更加嚴峻。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優化對外貿易結構,提高利用外資水平,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對此,霍建國指出,全會著重強調開放理念建立在互利共贏的基礎之上,而不再使用“利用外資”等提法,這表明我國引入外資的理念有所調整,即除了吸引外國投資外,還將通過對外投資積極“走出去”,參與世界經濟的治理。
南開大學盛斌教授認為,金融危機所暴露出的長期國際經濟結構失衡及寬松貨幣政策導致的流動性過剩問題仍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全球經濟的再平衡需要在多邊框架下,實施一攬子相互協調與支撐的政策組合。對於中國而言,實施經濟再平衡“國際方案”的思路如下:世界經濟再平衡需要優先和充分考慮國內目標,並靈活掌握時機;順差方與逆差方均應做出“對等”的切實調整;全球經濟的再平衡不等於中美經濟的再平衡,還需要其他國家的參與,特別是日本與其他東亞國家。
對於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海對外貿易學院朱鐘棣教授指出,當前中國匯率形成機製中的缺陷是管理有余而浮動不足,但在減少匯率幹預的同時也需要審時度勢、循序漸進。武漢大學陳繼勇教授認為,世界經濟失衡在一段時間內會持續存在,通過要求人民幣升值讓中國單方面承擔世界經濟失衡的調整成本是不公平的,也無法從源頭改善世界經濟失衡現狀。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金融研究所所長盧萬青認為,我國貿易順差並不是由匯率貶值引起的,因為從1994年以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總體上處於一種上升趨勢。因此,相對匯率手段而言,非匯率手段才應當是我國調節外貿順差的主要手段,具體包括調節收入分配的結構、調整消費與投資之間的結構、轉變外貿增長方式優化我國外貿結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