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雷
多年來，美國以平衡貿易逆差為理由，不但對部分發展中國家，還對日本、德國等同盟國實施過多次貿易製裁。其中，作為前世界第二大經濟大國的日本，其當時應對美國貿易製裁的舉措可謂別具一格，其中部分經驗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
日本依靠美國市場成為“製造強國”
戰後，日本依靠美國深陷朝鮮戰爭而產生的“朝鮮特需”，通過擴大加工貿易和基礎設施重建等舉措實現經濟復興，進入經濟高速增長“軌道”。1968年，日本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實現了經濟增長的“奇跡”。出於冷戰的需要，美國對日本的經濟復興和發展給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幫助。
受國土面積小、資源匱乏以及居民收入水平較低等因素製約，戰後早期階段的日本國內消費市場並不發達，其經濟增長主要還是依靠外貿出口、基建和企業設備投資。其中，外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一直比較大，而美國則是日本出口產品最大的海外市場。因此，從當時日本的國策來看，實施產業現代化戰略是實現“製造強國”、成為全球“出口大國”的必要路徑。通過產業現代化戰略，日本開始持續不斷推動產業升級和產品更新換代，打造本土品牌，以滿足全球消費市場的需求。半個多世紀以來，日本對美出口主打產品從最初的紡織品、鋼鐵，到後來逐步轉變為家電、船舶、汽車和半導體等產品。其出口產品的不斷更新換代，確保“日本製造”始終在美國市場中占據主導地位。但是，隨著日本產品源源不斷進入美國，美國對日本貿易收支逆差的問題開始引起關註。
從美國首次出現對日貿易收支逆差的1965年開始直至上世紀80年代，美國對日貿易收支逆差不斷膨脹，受此因素影響，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也開始愈演愈烈。美國政府認為，日本產品大量出口傾銷美國是導致美國對日貿易收支逆差激增的主要原因。為了減少逆差，緩解來自國內的政治壓力，美國政府開始對日本出口產品采取一系列的貿易製裁，以限製日本產品的對美出口。出於同樣原因，當時備受美國詬病的還有與日本發展模式比較相似的聯邦德國。
日元升值並未扭轉美國對日貿易逆差
在對日德等同盟國貿易收支逆差不斷膨脹的背景下，美國呈現國力衰減和產業國際競爭力下降的趨勢，國際資本開始流向歐洲、日本及部分新興經濟體。因此，美國不得不依靠債券、股票和房地產交易等傳導機製吸引資本回流。盡管如此，美國的產業部門仍然難以有效吸收國際資本，美元貶值趨勢愈發明顯。特別是在經歷了兩次石油危機和多次金融危機後，美元的霸權地位受到很大挑戰。其中，1971年8月，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掛鉤黃金，美元被迫大幅貶值，此後美元進入了長期貶值的通道。
為防止美元出現貨幣危機，在美國的政治壓力下，1985年9月在美國紐約廣場酒店，美、日、英、法、德等國就日元、馬克等貨幣兌美元匯率的上升達成協議。其中日元兌美元匯率比前年同期大幅上升50%左右。隨著日元對美元的不斷升值，日本開始重視鼓勵進口、擴大國內個人消費。但根據此後的統計數據觀測，日元升值也並未扭轉美國對日貿易逆差的問題。因此，所謂調整匯率和平衡進出口的“處方”並未消除美國的貿易逆差現象。
究其原因，還是美國未能解決好自身存在的經濟與產業結構失衡、實體與虛擬經濟失調、經濟社會資源錯配等問題。歷史證明，以貿易逆差為借口對當事國采取懲罰性措施限製進口的做法，並未能真正解決實質性問題。人們看到，當年美國對日本實施的懲罰性措施以後，美國的對日貿易收支逆差問題並未解決。目前，日本每年對美國仍保持著約五六百億美元貿易收支的順差。唯一不同的是，過去日本占美國對外貿易逆差額的四成左右，而現在則是中國占據美國對外貿易逆差額的“半壁江山”。美國對外貿易收支逆差的問題卻依然存在。考慮到日本企業在全球供應鏈上的優勢，包括中國企業在內的諸多對美國出口產品都需要從日本大量進口原材料、零配件等中間產品，如果將這部分因素列入統計口徑的話，目前日本對美國的貿易收支順差遠超以上金額，為上世紀 80年代的兩倍以上還多。
三方面舉措有效化解貿易摩擦
從日本規避美日貿易摩擦的經驗來看，主要有三個方面的舉措。首先，避免正面沖突，化壓力為動力，推動本國的經濟結構改革。其中包括在放寬外國商品和服務對本國市場的準入條件、放寬產業管製以發揮民營企業的活力、采用較為靈活的貨幣政策、推行金融和匯率改革、削減公共債務增加民營企業投資空間、擴大個人消費和信貸規模六個方面實施開放和改革。從事後實施效果來看，作為出口導向型國家的日本，盡管飽受日元升值之苦，但還是基本完成了經濟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並基本實現了本國金融、貿易和產業領域的對外開放。因此，美日之間圍繞貿易摩擦和市場開放等博弈雖然延續至今，不得不說一方面政府間談判所涉及的分歧點越來越少，而另一方面日本企業對於貿易摩擦和日元升值的抗壓能力越來越強。
其次，打造全球生產基地，分散貿易與匯率風險。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日本在國內去產能的同時，開始以全球為視野調整產業布局，積極引導企業走出國門，以直接投資等形式向海外實施生產轉移。此舉對緩和貿易摩擦、緩解美日兩國矛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人們看到，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日本充分利用經濟全球化的“紅利”，通過實施“走出去”戰略精心打造全球供應鏈，致力於將“日本製造”融入各國產品之中。在過去的幾十年裏，日本在海外形成了一大批具有業界影響力的跨國公司，控製著全球供應鏈中主要原材料、零配件和中間產品的研發、生產和市場銷售。隨著“日本元素”不斷滲入全球製造業諸多品牌，日本企業不但穩居價值鏈高端，而且還有效地規避美日貿易和匯率摩擦，分散自身的貿易和匯率風險。
再次，不斷加快企業轉型升級步伐，提高本土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廣場協議》以後，為了防範美日貿易和匯率摩擦的風險，日本本土企業開始加快企業轉型升級步伐，加大對本土核心製造業的研發和投入，通過技術創新、製度創新、管理創新，不斷提高企業生產經營效率，降低企業生產成本。通過幾十年的轉型發展，日本製造業基本完成向高科技、高附加值製造業的轉型，“日本製造”雖然有起有伏，但在諸多領域中繼續保持著核心競爭力，始終占據全球價值鏈的高端，其本土出口產品開始追求與中國等製造大國錯位競爭、互補發展。
推動經濟結構改革力度不足成敗筆
1986年4月7日，日本銀行總裁前川春雄向時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私人咨詢委員會——結構調整研究會提出調整經濟結構的報告，人稱《前川報告》。《前川報告》指出：隨著美日貿易摩擦和日元的升值，日本國內需要降低市場準入標準、放寬產業管製，平衡經常項目收支，推動國內經濟結構的改革。並稱，為了擺脫由於經常項目賬戶順差而造成的在世界上孤立的“危機狀況”（實際上是受到美國的“孤立”而感到“危機”），日本必須改造成為內需主導型經濟結構，並擴大海外投資。其後數年，《前川報告》一度成為日本政府經濟政策的藍本。
隨著日元不斷升值，日本國民跨境消費成為“新常態”，企業海外投資方興未艾。一時間，一邊是在長城腳下、金字塔前、紐約街頭滿是日本遊客，而另一邊是日本企業席卷歐美，開啟“暴買”征程。從日本國內來看，雖然個人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不斷提高，日經指數“凱歌高奏”，但由於日本的金融改革步伐遲緩，企業直接融資渠道並未得到擴展，日本央行對銀行采取的“窗口指導”和“護送團方式”，以及作為市場利率傳導機製的“公定步合”等傳統製度依舊存在，國內資源扭曲錯配嚴重，製造業“空心化”和資產泡沫對比鮮明，社會資本“脫實入虛”現象愈發嚴重。可以說，《廣場協議》以後，日本化解貿易摩擦精力有余，推動經濟結構改革力度不足，加上當時大藏省過於自信，對房地產市場信貸的“總量控製”劑量過猛，最終“捅破”了資產泡沫，從而引發了“金融危機”，使日本經濟從此進入長達20年的“低空飛行”期。
日本的經驗告訴我們，化解貿易摩擦也好，以內需主導經濟發展也好，關鍵是要“練好內功”，切實有效推動改革開放，真正貫徹落實“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大力發展實體經濟，不斷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使經濟有質有量地發展。 （作者系全國日本經濟學會副會長、万泰平台日本經濟研究中心主任）